公益人
郝景芳：公益和寫作都是一種療愈
中國慈善家 · 202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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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慈善家 · 2022-06-15
讓更多人去關注鄉村兒童教育，這些孩子非常需要被看見。
郝景芳，童行書院創始人CEO、科幻小說家。2017年，創立童行書院，同時推出針對鄉村兒童的教育扶持公益項目。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本刊記者/吳可言
初夏，北京新冠疫情防控還相對緊張的時候，郝景芳決定暫時離開北京，拖家帶口往南走，一邊旅行一邊寫作。和許多專業“寫字人”不一樣的是，寫作對于她來說是一種放松，一種療愈，一種逃離。
如果只是當作家，那是一個很純粹的職業，但現實中的斜杠青年郝景芳并不滿足于此。她身上的標簽很多——作家、母親、創業者、公益人，每一個放在別人身上都夠累的，但她沒覺得有什么特別，似乎也不會抱怨，好像對她來說這種多重角色的人生是天經地義。
“你好像做什么都挺容易的樣子”，聽到記者說的這句話，郝景芳笑了，“我現在的狀態比較踏實，也相對放松，也能夠用比較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問題！彼f，“我是比較理性的人！
記者眼前的郝景芳，長發披肩，身穿黑色連衣長裙，腳上是一雙很高很細的黑色高跟鞋，站著坐著都腰板挺直——顯然她和許多愛美的女子一樣，都很注重自己的“人設”。她確實很理性、平和，言談間總是淡淡的，直至談及自己在公益項目中接觸到的鄉村孩子，她才有了情緒，哽咽著，眼眶里有了淚花。
公益已經做了5年，用郝景芳的話來說，只是剛剛把“萬事開頭難”的那一部分完成了，接下來，就是要在這塊田地里深耕播種。
這注定是一條漫長又充滿發現的道路。
郝景芳在廣西公益讀書會上講課。
萬事已經開頭
《中國慈善家》：這半年來疫情打亂了我們的工作和生活節奏，也影響到你了嗎？
郝景芳：2020年疫情開始之后，我們公司越來越多的員工采用遠程辦公的方式。最近北京受到疫情影響，我們也不能到公司上班了，所以我打算到6月把辦公室退租了，全部改為線上辦公。之后再看看情況，疫情穩定了，我們再租新的辦公室。對于我們這樣的小公司來說，長期租著辦公室，成本還是挺高的。
三年的疫情確實改變了所有人的生活，對企業的組織模式、運行模式也都有很大的影響。其實我覺得這種靈活的工作機制也挺好的，大家可以居家辦公，節約成本，只是線下的課程受影響了，原來我們在周末和暑期都會開展營地活動，現在基本都取消了。
不過，也因為受疫情影響，公司業務沒那么多了，我們的團隊騰出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公益項目。
《中國慈善家》：我們注意到，最近童行書院推出了“愛心助學益童成長”的項目，你的公益事業已經開展了5年時間了，有什么心得？
郝景芳：剛上線的這個項目是由北京天使媽媽慈善基金會發起，我們童行書院贊助的。線上的活動現在已經有90多所學校報名參加，一共有677個班級，26000名學生。這些學校都是看了我們的介紹之后主動報名的，這是我期望看到的。
我們做公益的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由童行書院派老師到實地支教，另一種則是將課程輸出給鄉村學校，培訓當地老師給孩子上課。前一種方式相對簡單，只需要我們在公眾號上招募老師，聯系好學校以后就可以派老師去當地了。第二種方式實施起來難度大一些。我們需要研發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包括科學、人文、藝術這三個方面的課，而且還需要將創造力培養的思維融入課程之中。
最初，我們在線下開展項目制的學習課程，將研發的課程體系做一個初步的試驗。因為我們是面向C端招生上課，家長和學生的反饋比較直接。這些課程要經過多次調整，再輸出給鄉村小學。這些課程如何在鄉村學校落地，落地后效果如何，都需要我們去跟進。
2017年開始，童行書院陸續開展鄉村學校教師培訓。圖為郝景芳與吉林鄉村學校教師合影。
目前，我們有五所學校是由童行書院的全職支教老師常駐的，每個老師至少支教兩年時間，完全按照教學大綱和學校要求來上課。這樣，我們的老師和當地學生就有長時間的接觸，能夠陪伴他們，觀察他們的變化。
有個在吉林支教的老師告訴我，他那邊有一個孩子學習成績相對落后，容易被批評，這樣的孩子很容易自暴自棄。這位老師就先和他交朋友，和他聊天，鼓勵他，告訴他只要愿意學就能夠做好。其實這樣的孩子很多，他們的生活里缺少持續的關注、陪伴和聆聽。有的時候，我們的老師會交流一些具體的教學方法，比如關注最后一排的學生，不要忽略他們，讓這些孩子也有發言表達的機會。這些“后進”的孩子一旦感受到別人的關心和信任，行為就會改變。
我每次聽到支教老師的這些反饋，都會很受觸動，會感覺自己現在做的事情還是很有價值的，也希望把這件事越做越好。
《中國慈善家》：一開始為什么會想到要去做這件事？
郝景芳：我2013年博士畢業后進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第一份工作就和兒童公益有關，對于這個領域比較熟悉。我知道，哪怕到了現在，在中國鄉村依舊有大量的留守兒童，父母不在身邊，教育資源也很匱乏。如果沒有人持續不斷去推動一些事情，鄉村孩子與城市孩子之間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造成貧困的代際循環。所以我還是希望扎根下去，好好做一些事情。后來，我離開基金會出來創業，開始探索企業化運行的模式，其實也是想探索一條不一樣的公益道路。
教育事業可能需要十年才初見成果，想做出點成績要花上至少20年時間，這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做教育公益更是如此。我的感受是，要把很多事情推動落地，已經要花掉兩三年時間，之后要追蹤效果，進行迭代更新，將規模做大，這中間要付出很多艱辛，很不容易。
從目前來看，我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經很順利了，規模還可以，效果也還不錯？杉幢闳绱，我依然有種萬事剛起步的感覺。因為是剛起步，我認為童行書院的課程研發和產品研發，在體系上還是有不足，還需要繼續迭代升級。
此外，我們一些落地的項目也剛剛開始，今年才初見成效？偟膩碚f，真的是萬事開頭難，要花很多時間深耕。
郝景芳認為，鄉村兒童最需要的是陪伴與理解。
《中國慈善家》：你的公司開發的課程主要是針對城市的孩子，而公益項目的目標對象是鄉村兒童。鄉村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還是不一樣的，你怎么解決差異性問題？
郝景芳：我的觀察是，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大約在兩三年左右。比如說，城市的孩子學齡前就懂的知識，鄉村孩子需要到三年級才能接觸到。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鄉村兒童在知識儲備和眼界見識上比較滯后，所以我們的課程就相對地應往后推遲。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課程講的是地球和火星探索的知識。城市里的孩子可能四五歲就已經了解了八大行星等等宇宙小知識，上課時我們就會探討行星上的溫度、濕度、引力等等，他們都能理解。但鄉村的孩子可能要到三、四年級才了解到這些，甚至有些孩子都沒聽說過這些行星的名字，也不知道人類生存需要的幾大條件是什么，這就是差距。但有一點城鄉之間沒有差距，那就是孩子的好奇心。我甚至認為，鄉村孩子對這些課程更好奇。
我們的支教老師跟孩子們說原始人，講人類文明起源，如果是城市里的孩子，他們可能沒那么興奮，但鄉村兒童不一樣，他們都非常喜歡。我們一周上兩節課，還沒到上課的時候，有些孩子會迫不及待地去辦公室敲門問老師什么時候上課。如果因為某些原因耽誤了一節課，他們就會特別失望，他們比城市孩子更珍惜這個機會。
擴大商業規模，公益也跟著做大
《中國慈善家》：你自己怎么定義童行書院，是商業公司，還是社會企業？
郝景芳：我認為它首先是企業，所有的收入都是依靠商業模式來盈利。我們也不做募捐。除了最初我自己的廣告代言，得到一筆啟動資金以外，其它的基本都靠商業運作。公司成立到現在，我們做了三輪融資，一共融資了2700多萬元，投資人包括紅杉中國這樣的中國最好的VC機構。
比如我們5月份剛上線的公益項目，募捐款項也直接進入天使媽媽基金會的賬戶中，不會經過童行書院。對我們來說，就是用非常干凈的方式去運營這個項目。
所以，我們公司的基本運營經費都來源于商業銷售，用商業模式去做產品銷售，同時用自己的產品（課程）去做公益。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可持續的方式，項目也能夠自行運轉，不會因為募捐少了就影響項目運行。
2018年，郝景芳在北京蒲公英學校上課。
5月，我們在騰訊公益平臺推出了募捐項目，正式推出之前我們就先做了審計報告。其實，剛宣布這個項目的時候，就有人質疑我們是“非法集資”，我們就馬上把審計報告以及公司的財務狀況都發到網上進行公開。這兩年，除了40多萬元的資金由愛心人士捐贈以外，我們大概花了300多萬元在公益項目上，這些都是公司的商業收入。
說實話，上線的項目募捐所得很少，目前大約有二十萬元，都是直接進入天使媽媽慈善基金會的賬戶。要把公益做大，就得首先把企業做大。目前公司每個月的開銷大概在100萬元左右，如果不靠商業的手段去掙錢，企業運轉不了，也很難把公益項目的規模做起來。
《中國慈善家》：既然募捐也募不到多少錢，為什么最終還要做線上籌款？
郝景芳：我們確實不靠公眾募捐的方式來做項目，做這個線上籌款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獻愛心，可以把受到捐贈學校的數量擴大。說實話，我也希望能夠宣傳這個項目，我們做了五年了，其實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如果項目可以長期在互聯網上展示，本身也是一種宣傳，打造更大的影響力。另外，我們也想讓更多人去關注鄉村兒童教育，這些孩子非常需要被看見。
《中國慈善家》：童行書院已經做了三輪融資，這當中肯定也要顧及投資方的訴求。他們會不會認為你把錢都投入到自己的情懷中去了？
郝景芳：目前，我們的投資人還不要求分紅，更多的是希望公司能夠健康運行。我們的股東也沒有要求我們要賺取多少利潤，具體企業的規劃都是由我來定。當然了，我們不會一次性投入大規模的項目支出，還是以內容服務為主。我們按照一個企業的模式去做，同時把自己的內容產品和服務輻射到公益領域。
教育主要是靠人來完成，我們主要把錢都投資在老師和員工身上，然后讓他們去提供好的服務，這是一項比較長久的投資。我希望能夠按照現在的模式繼續做下去，但我也需要擴大商業規模。如果可以把商業收入提高到1億元，甚至2億元，那么我的公益規模就可以擴大至少10倍。
《中國慈善家》：但目前市場不太好，加上疫情影響，是不是也有壓力？
郝景芳：有壓力，畢竟是商業化運營，需要銷售推廣。但說實話，我也不覺得自己的這公司比其它的教育企業要難，沒準他們可能還更難一些，F在公司是自負盈虧的模式，每個月發工資的時候還是有會有壓力的。這兩年我們有過兩次裁員，100多人減少到現在的50名左右的員工。能夠留下來的員工還是比較理解的，也愿意和公司共克時艱。我挺感動的，整個團隊很有凝聚力。這是我最大的財富。
《中國慈善家》：對于管理企業，比較花心思的地方是什么？
郝景芳：我一直在思考企業的戰略方向和管理經營的問題。這些事情沒辦法交給別人，我們的合伙人走了好幾個，現在基本就是我自己在做決策。而且因為現在“雙減”政策出臺，對整個教育行業沖擊是比較大的，原來做得好的公司現在也很艱難，我們能夠活下來，還能夠運行，我覺得還是比較有福氣的。我們的模式也比較創新，想找到對標的公司也比較難，所以運營模式都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疫情之前，童行書院在暑期開展線下夏令營活動，開拓孩子們的思維能力。
寫作是一種療愈
《中國慈善家》：創業這六年，你的人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期間有了兩個孩子。在外界看來，兼顧這兩件事情還是容易手忙腳亂的，你自己是什么體會？
郝景芳：我的公司創業過程伴隨著孩子的成長，女兒今年8歲了，兒子4歲，他們的成長正好就在創業這個階段。其實培養孩子和創業有很多相似之處，這個探索的過程我有很多感觸。
對于培養孩子，如果父母完全代勞什么都安排好了，那么這個孩子肯定沒有獨立性，聽話的孩子變成小機器人，叛逆的孩子可能就直接逃跑了。最好的教育方式可能就是孩子特別小的時候父母做得多一些，等他們慢慢長大以后父母得逐漸后退，讓他們獨立。做企業也一樣，剛開始的時候什么都要我自己做，小到文稿的詞句，大到發展方向，都得親力親為，但是現在我的團隊已經能夠自主運行了。所以說，當父母或者是當企業負責人，都要給孩子或者團隊賦能，讓他們有自我生長的力量。
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角色也有所突破。原來我純粹只喜歡做內容，喜歡一個人寫作，一個人旅行，不太喜歡跟別人打交道，很享受孤獨，也非常不喜歡事務性的工作。但創業對我改變很大。說實在的，在養育孩子方面我沒那么費心力，還是管理企業更花心思。當媽媽給我帶來的改變，不如創業給我帶來的改變大。
《中國慈善家》：所以你雖然住在海淀，但不算是典型的“海淀媽”。
郝景芳：我是“海淀媽”，但不是“雞娃的海淀媽”，也不卷。我的孩子相對自由自在，平時我管得很少，只要求他們完成學校的作業，其他的輔導班課外班都不上。因為我自己的媽媽對我也是這樣的，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
《中國慈善家》：你對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待嗎？
郝景芳：我就希望他們能夠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這是最大的期待。我不希望他們以后天天特別喪，待在家里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不喜歡，找不到工作養活自己。我希望他們慢慢都能有自己的追求和興趣，并且為之努力。
郝景芳 攝影/本刊記者 張旭
《中國慈善家》：你自己是科幻作家，會有意識引導他們看科幻相關的書嗎？
郝景芳：我認為小孩子沒辦法引導。家里什么書都有，但我發現，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己要看什么書了。我會推薦，但他們并不一定聽我的。如果他們不接受，我也不強迫。有一些喜歡的書，他們可以看30遍，很有自己的主張和想法。
小朋友喜歡一些意想不到的、很夸張、很好笑的描述，比如“有人跑著跑著把胳膊跑丟了”這樣的小創意。我自己也寫童書，我會把寫好的段落念給女兒聽，看她的反應。所以我很注意去研究孩子的趣味點，我會特別注意小朋友喜歡的語言細節。
《中國慈善家》：外界看來，你做什么都挺成功的，大家還給你貼了“斜杠青年”的標簽。你怎么評價自己？
郝景芳：我現在的狀態比較踏實，也相對放松，也能夠用比較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問題。目前是什么狀態就展現什么狀態，內外一致。不是很在意外界的一些標簽。我覺得自己一直挺幸運的。
《中國慈善家》：現在那么忙，還能堅持寫作嗎？
郝景芳：我陸陸續續一直在寫作。首先是公眾號文章，每天都會寫一些。我最近剛寫了一本童書，大約有幾萬字，爭取在今年內可以完成一套四本的童書。長篇的創作，就需要一些時間集中精力去寫。去年，我花了兩個月完成了一篇22萬字的小說。接下來，準備寫一本新的長篇小說，大綱已經寫好了，大概要花2至3個月的時間去完成。一般情況下，我寫長篇會躲進山里去，之前去過新疆、內蒙等一些地方，待上幾個星期專心寫作。不過，現在其實也很難完全閉關，日常還是需要處理公司的事情。
《中國慈善家》：寫作的過程中，你會焦慮嗎？需要逼著自己寫嗎？
郝景芳：以前上大學的時候，寫作確實是一件很費勁很焦慮的事情。長時間沒有產出，心中會有愧疚，就逼著自己去寫。但我發現，如果心里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思路，硬寫出來的效果并不好。后來就不會再逼自己一定要寫，這樣反而會比較輕松。
現在，寫作對我來說反而是一個治愈和放松的過程。如果哪天沒有很多雜事，可以專心地去寫作，對我來講就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情。和管理企業相比，和下個月有沒有錢發工資這件事情相比，寫作這件事一點也不會讓人焦慮。
2016年，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疊》獲得第74屆世界科幻雨果獎。
《中國慈善家》：多數作家都會有一種野心，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來反映甚至批判社會的現實？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抱負？
郝景芳：雖然我的小說是科幻題材，但反映的一直是現實中的內容。我會把現實中收集到的一些故事、細節放到一個宇宙中，碎片化去呈現。比如這一次疫情中的一些事情就很值得記錄，但我不會直接寫這些事情，可能還是會把自己的觀察寫下來，把一些現象呈現出來放在我構建的宇宙中。
我最初的寫作受加繆的《鼠疫》影響比較大，印象最深的是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以一個虛構的空間來寫現實。應該說，我寫科幻小說其實受到純文學的影響更大一些。我也不是一個喜歡寫愛情小說的作家，在這當中找不到樂趣。反而是寫現實題材的內容，比如讀者知道得比較多的《北京折疊》，這樣的現實題材寫作會讓我非常享受，很過癮。寫作的時候，我會特別關注氛圍感，我希望小說從始至終能讓人感覺到切身的氛圍感，例如憂郁的氛圍，有接地氣的現實感和粗糲感。
不過，我也能夠感受到現階段寫作的局限性——還不能夠寫非常復雜的人與情節，內容方面的厚度也還不夠。其實，寫作是個沒有捷徑的事情，只能慢慢積累，磨年頭。
《中國慈善家》：大家都很關心，《北京折疊》什么時候拍成電影？
郝景芳：現在《北京折疊》的小說版權已經賣給電影公司。其實，電影的前期制作已經有一些投入了，原本是打算今年要上映的，但因為疫情耽擱了，之后會看情況再恢復拍攝。這樣的科幻電影在中國還比較少，之前《流浪地球》上映后票房很好，希望第二部也可以有高票房。要知道，如果票房成績不好，市場就會對科幻電影失去信心，以后一些好的科幻題材就不好拍了，畢竟這類型的電影投入成本很大。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標注除外）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萬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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