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信任則無善款

　　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是信任，最易失去的也是信任。慈善領域，最難獲得的是信任，最脆弱的依然是信任。近期圍繞著公益配捐的爭論喧囂塵上，甚至有將眾多責任歸咎于公益配捐之上的傾向。那么，配捐的目的是什么？背后的邏輯又是什么？

創捐領捐跟捐，都要以信任為基礎

　　配捐(Match Gifts)是指承諾將以一定比例或金額的資金，與另外的組織或個人的捐款進行匹配，并共同投向特定的公益議題、公益慈善組織或者項目。這種做法可以激勵更多的人或組織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并提升捐贈數額和效果。配捐是國內外公益慈善行業傳統的勸募方式之一，并被實踐證明頗有成效，甚至也成為政府部門撬動社會資源的有效途徑，例如我國教育部也為了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長期以來靈活運用配捐方式，承諾符合條件的向高等院校教育基金會的捐贈可以得到教育部對應比例的配捐，從而激勵高�；饡e極勸募，也鼓勵高校校友和其他捐贈者向高�；饡栀�。

　　公益配捐根據其目的可分為三類：其一，倡導式配捐，鼓勵向特定議題的捐贈，可簡稱為“創捐”；其二，引導式配捐，鼓勵向某些特定慈善組織進行捐贈，可簡稱為“領捐”；其三，跟從式配捐，跟著信任的捐贈人捐贈，可簡稱為“跟捐”。

　　如果與營利領域相類比，“創捐”如同創投，都是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事業之中，盡管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卻是對于新生事業的探索和努力。比較典型的“創捐”案例便是2015 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發起了一項名為“他為她”(He For She)的運動，旨在推動男性和女性共同參與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的保護。其采用配捐的形式鼓勵個人和企業捐贈一定金額來支持女性權益和性別平等項目。再如致力于提高全球疫苗接種率的國際組織——全球疫苗免疫聯盟( 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發起的配捐活動，鼓勵個人和企業捐贈支持疫苗的分發和普及。

　　如果說“創捐”旨在點亮社會范圍內對于長期被忽略但是具有極強公益屬性的議題，那么“領捐”則旨在引導慈善資源更多地向領捐者看好的慈善事業或者慈善項目傾斜。領捐者是主導的捐贈者，應該對于其引流的慈善組織或者慈善項目事先經過細致的調查研究，擁有充分的理由讓其他人跟捐；在“領捐式配捐”中，領捐者對于特定或者某些范圍內的慈善組織和慈善項目進行了信任背書，引導著社會資源更多地流向這些組織或者項目。

　　“跟捐”則與“領捐”相對應，選擇其所信賴的捐贈人，跟著領捐者投向特定慈善組織或者慈善項目，其關鍵在于甄選其所信任的領捐者。

　　如下圖所示：

　　一言以概之，無論哪一種配捐方式，均得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

誰來甄選值得信任的慈善組織？

　　“騰訊九九公益日”這九年來實際上是向符合基本條件的眾多慈善組織進行無差別(或者差別甚微)的配捐，所以形式上看來是上述第二種方式的配捐，即鼓勵和引導向九九公益日時在騰訊公益平臺上的慈善組織進行捐贈。

　　這種配捐有其優點：在全社會營造人人可公益的公益捐贈氛圍，養成公益捐贈的行為習慣，也通過捐贈人或者受贈的慈善組織的相關行為影響更多人加入到慈善捐贈活動中來。

　　但是其缺點也很明顯：數量如此之多的慈善組織能獲得配捐的多寡，與其優秀與否關聯度不大，反而與其獲得多少捐贈數額和捐贈人次有極大的關聯性。所以，這種配捐實質上成為了跟從式配捐，卻又未能也不可能對眾多捐贈人(事實上是不特定的社會公眾)進行信任度上的甄別。

　　寄希望民政部門對于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成千上萬的慈善項目進行嚴格篩選是不現實的，盡管實踐中民政部門也是非常嚴格地的進行公開募捐活動備案，甚至冒著將備案轉化為行政許可的嫌疑。但是《慈善法》所規定的備案程序只是要求民政部門對此進行形式審查即可。所以根據法律，只要符合法定條件的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均可以上線勸募。

　　寄希望于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對于眾多慈善組織進行細致甄選和排序也是不現實的，因為根據這么多年來的實踐來看，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最多只能在法定條件上增加一些規則，或者喊停一些存在明顯違法違規行為的慈善組織的募捐活動，但是這些依然無法讓眾多慈善組織具有明顯區分度，因此事實上也無法有效引導慈善資源進行更為合理的配置。

　　因此，互聯網平臺若希望繼續進行公益配捐的，就得修改相關規則，在明確或者重申配捐之目的的基礎上，重歸配捐的信任基礎邏輯。

　　這就必須要注意區分作為公共性平臺的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的角色和作為配捐者的角色。慈善募捐信息平臺要公平地對待所有符合條件的公募慈善組織，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特定慈善組織進行募捐信息發布；但作為配捐平臺，卻允許作為配捐的組織者有權利根據其意愿來確定值得鼓勵的社會議題、慈善組織和公益項目。

　　所以借助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來開展配捐活動時，需要明確以下規范：

　　其一，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需要堅持開放、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原則，但是配捐活動卻無須向所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開放，因為無論哪種配捐，配捐者依然是捐贈者，其捐贈意愿也應該得到充分尊重，所以配捐者可以在眾多符合條件的慈善組織和慈善項目中進行甄選。

　　其二，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旨在發布基礎信息，而發布基礎信息之外的其他服務不屬于政府指定范圍，屬于平臺與慈善組織之間協商的內容，若屬于增值服務部分的，雙方協商同意之后，可以確定服務的具體內容形式和是否有償以及服務價格的確定方式；配捐者與參與配捐的慈善組織之間則是附條件的捐贈關系，只是這個條件并非對于配捐者的物質回饋，而是確定配捐的適用范圍和具體配捐數額的計算方式。

　　其三，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是具有公共性的平臺，所以其規范不僅得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同時也得制定適用所有相關方的平臺規則，這些規則的制定過程也應該廣泛征求意見，具有自治法的特性；而配捐方與慈善組織之間的則是典型的契約關系，遵從的是意思自治原則，因此配捐方得以具有更強的自由意志。

　　因此，在騰訊公益平臺上的配捐活動并非屬于其作為慈善募捐信息發布平臺的基礎職責內容，在此平臺上開展配捐活動的各方需要就配捐的適用場景和條件，以及配捐的激勵方式和支付方式進行具體約定，如果一方違約，則另一方得以追究其違約責任。

　　在基礎關系厘清的前提下，那么公益配捐的改進思路也就一目了然了。

信任議題，組織或捐贈者的判斷

　　各行其道的公益配捐，實際上殊途同歸，都要以信任為基礎。

　　在“創捐”中，公眾信任的是創捐者對于社會議題的獨到眼光。

　　對于公共性強但是直接受益人少的公益議題，或者長期以來一直被忽略的邊緣領域的公益議題，例如環保、文化、罕見病、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等領域，可以進行倡導式配捐，即“創捐”。此類配捐的意義不在配捐數量多寡，貴在社會倡導；建議可結合年度的一些節日或者特殊意義的事件，諸如人道主義日、兒童節、環保日、國際消除貧困日、禁毒日等等，進行倡導式配捐。由于這些議題平時不為大眾所熟知，故實踐中以這些議題為業的慈善組織數量也很稀少。所以在進行創捐時，重點并非篩選值得信賴的慈善組織，而在于發現值得倡導的社會議題。

　　我們發現大眾所選擇的公益議題一般相對比較集中，即能擊中人心最柔軟部分，諸如困境兒童、災害救助(災害救助一般還局限于緊急救援，不包括災后重建和減災防災這些議題)或者扶貧濟困等社會議題，這些都是最能夠獲得大眾捐贈的。但是那些看起來邊緣、但是公共性很強的公益議題卻常被忽略。

　　創捐一方面引導慈善資源進行更科學的配置，另一方面也在引導或者教育著捐贈者變得更明智和更智慧，即不要單純受情感驅使或者受直覺或者偏好影響，而是更為理性地看待這個社會。比如說環境保護和生態維護議題，貌似沒有直接受益人，捐贈者也得不到來自某些個體的感謝，但是當下世界極端氣候頻發，物種減少和沙漠化等等問題都非常重要，而民眾大多覺得憑借自己一己之力改變不了什么，從情感上來講這些議題又沒有特定的直接受益人，但是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身在其中。另外還有青年創業就業、養老等不太受大眾偏愛的議題……事實上創捐是對社會公眾的理性捐贈教育。

　　當然，社會議題的發現過程中，不見得局限于專業視角，也可以向募集了眾多民意的社會議題配捐，例如通過籌集“小紅花”來彰顯某些社會議題的“一花一夢想”。這是相信公眾的對于公共議題的選擇。按照互聯網公益募捐平臺的特點，在確保公益性的前提之下，慈善資源的來源和去向都是不特定公眾。于是常態之下，具有公募資格的慈善組織變得至為關鍵，因為它擁有設置議題的主導權，而且在專業話語下。專業慈善強調科學性，關注慈善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當然也不可避免專業優越感。

　　“一花一夢想”恰恰給了需求端發聲的權利。讓專業慈善組織之外的主體，諸如受益人、志愿者甚至普通民眾提出社會議題并具有被公眾看到和認可的可能性，蘊含著極大的社會創新空間，這其實也是一種鯰魚效應，它會帶來新的發展思路和創新空間。這種“議題式跟捐”存在一定風險，但是我們要有試錯的胸懷�！耙换ㄒ粔粝搿迸c人人可公益、時時可公益、處處可公益是聯系在一起的。它意味著當有人發現一個社會問題，又能夠從其生活經驗或者所在專業領域里面發展出一種好的解決方案的時候，我們給予其一種可能性：發起公益項目，并為他開通資源匯集渠道。

　　所以這個其實在培育每個人在提出社會問題解決方案方面的能動性。這是對慈善專業主義的一種反抗，卻也是慈善專業主義的一種附加。但是從合規性上而言，需要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來認領這些公益項目，成為這些夢想的承載者，像大船一樣承載大量的夢想者。因此需要探索行業規律和規則，不僅僅局限于募捐通道的開通和后續的財務審計，在專業性方面也要有所貢獻，為夢想的實現完善其機制和模式。

　　在“領捐”中，公眾信任的是領捐者對于良善慈善組織的判斷。

　　引導式配捐的實施者得擔負起類似于領投者的責任，需要根據標準體系和長期以來的合作經驗，來選擇優質公益慈善組織和公益慈善項目進入白名單，通過配捐鼓勵公眾向優秀的、公信力強的慈善組織進行捐贈。引導式配捐的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在引導社會資源向優質慈善組織傾斜的同時，也要建構更為完善的過程監督、專項審計和信息披露等制度和機制，以充分盡到領捐者的義務和責任。引導式配捐旨在慈善資源的合理配置，使慈善領域的競爭實現“良幣驅除劣幣”的效果。

　　當然，為了避免慈善領域的“馬太效應”，避免慈善資源更多地向頭部機構集中，可以結合《慈善法》關于合作募捐的修正，繼續允許甚至鼓勵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與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和個人進行合作募捐，但是得避免公募慈善組織被“通道化”，因此需要明確和強化合作募捐中公募慈善組織的義務和責任。同時，也應鼓勵公募慈善組織除了自己實施公益項目之外，還積極資助一線社會服務機構和草根組織實施具體公益項目，通過“大手拉小手”，構建更為健康的公益生態同時，也幫助培訓和賦能這些直接接觸社會基層的一線服務機構。

　　在跟捐中，跟捐者信任的是其所信賴的捐贈者的判斷。

　　其一，配捐企業向本公司員工所選擇的慈善組織和慈善項目捐贈。這是被實踐證明營造良好企業文化的有效途徑；而且因為公司與員工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員工濫用規則進行“套捐”的違規成本顯著增大�，F有數據顯示，財富500強企業中，高達65%的企業對員工提供捐贈配捐，以此來向社會表達其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增強企業員工的滿意度和凝聚力。最為典型的案例便是微軟。該公司自 1983 年起員工提供 1:1 配捐，并為員工的每小時志愿時長提供 25 美元的配捐。迄今為止，配捐計劃已經鼓勵微軟員工為全世界范圍內 32000 個公益組織捐贈了25.5 億美元和82.5 萬小時志愿時長；再如蘋果公司的員工配捐項目自2011年至今也已經激勵超過7.6 萬名員工幫助全世界范圍內的 44000 個公益機構籌集到了 8.8 億美元及200 萬小時的志愿時長。

　　其二，配捐方經過平臺大數據顯示，向長期以來在平臺上具有良好公益記錄的智慧捐贈者進行傾斜式配捐。這在2023年的99公益日上已經小試牛刀，那些長期捐贈者因其優秀記錄獲得了特殊配捐，這既是對于這些捐贈者的價值認可，也是引導更多的捐贈者成為持長期主義和價值理性的捐贈者。

　　跟從式配捐的實質就是：跟著信任的捐贈人，投向他們信任的慈善組織，同時也鼓勵更多的捐贈者成為智慧捐贈者。

　　無信任則無善款，捐贈乃基于捐贈者對于募捐者的充分信任和認可。配捐依然是捐贈的一種模式，若要久久為功，就得讓配捐回到信任的邏輯上來，這是公益捐贈倫理至關重要的基礎�？梢灶A見，經過充分調整之后的公益配捐，勢必讓那些為了套取配捐資金，一味發動人群進行運動式募捐競賽的慈善組織再無用武之地，也讓優秀的慈善組織和智慧的捐贈者得以脫穎而出，從而真正實現激發慈善熱忱、優化慈善資源配置和構建良善慈善生態的初衷。

　　(作者系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金錦萍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楊永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