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精英們做了大量的鄉村建設實踐，應提升歸納總結形成理論邏輯和思想體系，而不是只留下無盡的感動。
1931年，在河北定縣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的晏陽初（左一）。圖/視覺中國
文/本刊記者 賀斌
近一百年前，一大批有識之士看到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本著強國扶智的理念，來到鄉村，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
二十年前，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中國的農村問題再次擺在中國的決策者和研究者面前。一部分知識精英再次走進農村，用自己的實踐，開展了一場又一場鄉村實驗。
二十年過去了，71歲的楊團、70歲的溫鐵軍和剛剛在云南河邊村過完60歲生日的李小云仍在用腳丈量中國的鄉土，建設中國的鄉村，在實踐的同時，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為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
“鄉村建設需要有一批知識分子形成知識生產能力，去參與話語構建，要把我們推動鄉村建設的經驗過程上升到話語構建的層次上，才有可能形成話語權！苯洕鷮W家、著名的“三農”學者溫鐵軍認為，這也是鄉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意義。 百年鄉建
還有一個多月，溫鐵軍就70歲了。早年曾放言“60不做、70不述、80不說”的他，如今依然在為“三農”奔走，一如他的微信名“游方僧”。
出生在北京的溫鐵軍，趕上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年代，對于鄉村并不陌生。真正作為研究者接觸“三農”卻是在80年代中期，學新聞的他被分配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負責聯絡各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動員他們下鄉調研。
2002年，時任《中國改革》雜志社總編輯的溫鐵軍倡議發起“全國大學生支農調研項目”。20年來，該項目支持了全國200多家高校支農社團，參與的志愿者達20萬人。很多人將溫鐵軍發起的新鄉村建設實驗稱之為“新時代鄉村建設運動”。
之所以稱為“新時代”，是因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發起過一場大規模的鄉村建設運動。當時，全國有數百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出現了一大批鄉村建設的杰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稱作“民國鄉村建設三杰”的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
平民教育家晏陽初認為，中國農民普遍存在“愚、貧、弱、私”四大病害，提出要以學校、社會、家庭三位一體連環教育，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達到政治、經濟、文化、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1926年，留學歸來的晏陽初率領一批海外留學回來的博士碩士，以及國內的大學教授來到河北定縣翟城村，推行平民教育，啟發民智，以帶動整個鄉村建設。
當時的定縣：城墻、城樓與田野。被稱作“大儒”的梁漱溟最開始選擇的是“鄉治”道路。在他看來，中國是農村大國，要改造中國，必須針對其“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從鄉村著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1931年，梁漱溟在鄒平等縣開展鄉村建設實驗，實施政教合一，建立鄉農學校，同時推行禁煙、禁賭、放足、辦合作社等社會改良舉措。針對當時匪患橫行的現狀，他還組織鄉村自衛，維護社會治安。
定縣實驗和鄒平實驗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也被反復拿來比較，但最后都因日軍侵華而被迫中斷，實驗的效果不得而知。
相較而言，以“鄉村現代化”為目標的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在重慶北碚開展的鄉村建設實驗更具有持續性。1927年，盧作孚出任峽防局局長，以交通運輸為龍頭，在北碚開展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發展經濟的同時，他也重視文化、教育、衛生、市容市貌的建設，短短的20年間，北碚就從一個窮鄉僻壤變成了一個“具有現代化雛型”的城市。
晏陽初、梁漱溟和盧作孚盡管在鄉村建設理論上大相徑庭，但都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結合中國的國情和特色，反對生搬硬套外國模式，重視發展鄉村教育。而這三人，也成為后來很多“鄉建人”心中的明燈。
展示定縣實驗結出的“碩果”。在“三杰”之后，以費孝通、林耀華、楊懋春、楊慶堃等一批中國著名學者，開始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等角度研究村落變遷和鄉村社會發展主要脈絡。
改革開放以后，安徽小崗村農民自發開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引起中央重視，并被寫入1982年中央1號文件，直到1986年，連續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于“三農”問題。學者對于“三農”問題的研究，也逐漸從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視角轉為經濟學視角。
“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只是一項制度變革就能產生這么大的影響，現在不太可能出現了！痹谥袊嗣翊髮W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原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汪三貴看來，當時中國是在一種封閉的狀態下去探索一項制度變革，因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的探索實踐能在全國復制推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三農”問題越發復雜，只能在不同的區域內創造一些模式，通過試點實踐，對政策產生影響。
汪三貴向《中國慈善家》介紹，改革開放初期，研究領域更多關注的是制度變革，因為制度限制是當時影響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此前人民公社那種大鍋飯體制，對農民缺乏激勵，生產效率低下，其實學界也注意到這個問題，那時候更多的研究立足于如何改變生產方式，提高效率。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研究者們才開始轉向農村的工業化和市場化研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甚至占到中國工業的半壁江山。隨著國家的發展，對農產品需求越來越多，農業從出口轉為進口，保障農產品供應和糧食安全問題就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新世紀的研究則轉向農村的全面發展和消除絕對貧困，縮小城鄉差距。
在農業科技的指導下，定縣的實驗農場獲得了大豐收。此時，工業化的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化的發展不斷擠壓農村的空間。特別是完成工業化，進入世紀之交，中國已經告別了產業和資本的短缺，進入到過剩階段。學界敏銳地感知到這一變化。1998年，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馬洪、副主任陸百甫指出，中國已經出現生產過剩。1999年，當時海歸的中青年學者代表林毅夫更是在中國經濟論壇的一次內部座談會上指出，彼時中國的主要問題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并建議中國開展新農村建設，但在當時并未引起重視。
直到2001年12月，林毅夫面陳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新農村建設才獲得中央高層重視，并被確定為“十一五”八項重大戰略之首！叭r”問題成為國家“重中之重”，從2004年至2021年，連續18年成為中央一號文件主題。
來自中央的重視，為“三農”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一些學者扎進農村，開展鄉村建設的實踐。2002年，在溫鐵軍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的同一年，來自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楊團帶領著農村研究組開啟了以農村社區衛生服務為主的“洛川實驗”。
知識精英們的鄉村實驗從一開始并不成功，資金的捉襟見肘，與地方政府的博弈，農村的艱苦條件，“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可見一斑。
在實踐中，不光要解決眼前的問題、未來的問題，更要對前人的經驗教訓進行思考和總結，傳承和揚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建立，讓溫鐵軍團隊和這位鄉村建設先行者實現了交匯。
在定縣實驗所在地翟城村，溫鐵軍團隊建起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圖/受訪者提供
2003年春節，《中國改革》雜志的編輯邱建生帶著一群下鄉支農調研的大學生來到翟城村過年。時任翟城村黨支部書記米金水，一直希望繼承晏陽初的歷史資源，重建鄉建學院，重振自己的村莊。米金水找到邱建生，又找到晏陽初的兒子晏振東，商討建學院的想法。
一開始，溫鐵軍并不同意建學院，認為年輕人太過浮躁，晏陽初先生當初都沒干成的事情，這群年輕人怎么能干成？但作為晏陽初的擁躉，邱建生很執著，前后找了三次，溫鐵軍才有條件地同意了。
為此，村委會花了39萬元買下一座廢棄的學校作為校址，溫鐵軍自掏腰包捐了6萬元，又去國外演講籌了5000美元。在嶺南大學教書的劉健芝教授在香港籌款，在國際行動援助工作的張蘭英動員機構出錢，三方也各自派人組成初期工作團隊。不到半年，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成立，溫鐵軍被大家推舉為學院的第一任理事長和院長。
在此之前，劉健芝教授已經帶著學生在江西萬載開展了近十年的婦女扶貧實驗，而張蘭英則在晏陽初早年創辦的菲律賓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工作過幾年。一起辦一所鄉建學院，成為幾位老師新的交集。學院的啟動、建設和運營，前前后后花了兩百多萬元，這是他們一開始沒有想到的。
“這些前輩做了大量的鄉村建設實踐，已形成足夠的理論邏輯和思想體系，卻來不及提升歸納總結，反而被后人標簽化、工具化，只留下無盡的感動！痹跍罔F軍看來，動員大家捐錢不是最難的，對于鄉建前輩們在實踐中形成的經驗教訓，應該做一個認真的歸納總結，分析他們為何會屢敗屢戰？在實踐中如何揚棄原有觀點，不斷形成新的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路徑選擇
鄉土社會盤根錯節，農村問題千差萬別，鄉村建設實驗從哪入手？是做個體樣本，還是做組織模式？是學習國外經驗，還是走自己的路？如何邁出第一步，對實踐者們而言，異常艱難。
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改革》雜志社工作的經歷，讓溫鐵軍接觸并匯聚了一大批志在鄉村的青年志愿者，這讓他的鄉村實驗一開始就具備了人才基礎。有機農業與生態建筑、城市有機消費合作社等成為溫鐵軍鄉村建設的主要內容。
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溫鐵軍一開始的設想是只掛名，幫忙找點錢，盡量幫助年輕人們爭取鍛煉的機會，自己不參與具體的事務。但“勞動者免費就學”的口號，以及溫鐵軍本人的名人效應，都讓他無法置身事外，以至于后來，他在田間地頭和農民學員一起勞動的場景屢見不鮮。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實行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的做法，2005年5月，溫鐵軍和學員一起勞動。圖/受訪者提供
此后3年，溫鐵軍頻繁前往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實驗循環農業和生態建筑，組織農民成立合作社。但一些教學內容也惹來爭議，比如帶領農民做早操、學唱歌、玩游戲，用辣椒大蒜浸汁等“土辦法”殺蟲、建造“地球屋”生態建筑、請建筑師教農民使用糞尿分離的生態廁所等。
“從一開始我就認為困難重重，到現在為止它的情況也不算好！泵鎸|疑，彼時溫鐵軍回應道，盡管已經培訓了很多批農民，農民也確實接受了一些東西，開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改變，“但我想改良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
擔任學院副院長的劉健芝教授，卻對年輕人自身的成長更為關注，她經常對學院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們說：“你們要把自己看成學院的第一批學員，不要一開始就想著培訓農民、改造農民，而是借助這些交流的機會，多向農民學習，多了解鄉村的情況！
2007年4月，“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關閉，學院工作團隊選擇離開。5月15日去到北京，第二天是溫鐵軍生日，面對參加生日聚會的沮喪的年輕人，溫鐵軍安慰道：“其實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們在，哪里都可以做鄉村建設。任何事業都會有波折，無數次終止，無數次重啟，遇到困難反而可以考驗我們能不能繼續堅持！不久后，這群從學院來到北京失去根的年輕人，在北京西山腳下，重新找到一塊可以扎根的土地，他們延續學院的生態農業實驗，創辦了“小毛驢市民農園”，一邊教市民種菜，一邊繼續向從事生態農業的“新農夫”提供技術培訓。
溫鐵軍在《中國農村發展的另類解讀 ——“中國經驗”“比較優勢”與鄉建實驗》一文中曾寫到，“使我們備感尷尬的是，我們新農村建設實踐與推廣中的最大障礙，并非來自常被看作‘一盤散沙’或者‘一麻袋土豆’的農民，而是來自于尚未及時轉變觀念、仍然遵循發展主義、堅持以資本和GDP為‘本’的地方政府。這恰恰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就難以協調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越來越表現為多元化的利益矛盾”。
2012年，溫鐵軍以執行院長的身份在西南大學恢復了晏陽初1940年成立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并將西南大學發的全部工資捐給了學院。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建起了糞尿分離的生態廁所。圖/受訪者提供楊團同樣選擇了農業合作社模式。2005年，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支持下，7家農民合作組織成立農禾之家（聯盟）。2012年正式注冊為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
“在中國農村，什么樣的組織形式能夠實現‘三農’就地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命題！北局@樣的思考，楊團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農業合作模式中，找到了方向。
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農協是依法履行的法定機構，以這類法定社團帶動整個鄉村的發展被稱為東亞農業發展模式。該模式以鄉鎮一級的綜合性農協為樞紐，上連縣下掛村，再上面還可以連接更高一級的地域性農民合作組織，而各級的組織都能各司其職。
最基層的農民合作組織叫做產銷班或者專業組，就是小型的單品合作社。他們的任務就是做出好產品，保證生產質量。而鄉鎮一級的農協組織是為最基層的生產者提供技術服務、金融服務、營銷服務等，也就是將農戶的生產、金融、供銷和社區生活整合在一起的綜合服務？h農協則是承擔鄉鎮一級做不到的事務，例如建一個農產品加工廠，需要資金、設備和系統化的管理，縣農協就要協調各個方面的資源和需求，將這個事業辦成？h鄉村三級各司其職，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效的合作框架。
在楊團看來，中國鄉村振興最值得借鑒的是東亞綜合農協服務于小農的方式，而不是歐美的大農場和專業化的大型行業協會。
目前，農業規；s化機械化生產在學界受到推崇。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是規；r業生產，這需要土地的高度集中，但中國的農村受地理條件，氣候條件影響，特別是南方有些地區，土地分散在農戶手中，規；潭炔⒉桓。
“所以說規；⒉皇墙^對的，而是相對集中，適度規模！蓖羧F表示，在養殖業目前很多地區基本實現規；，但在種植業，由于農業的生產過程持續較長，大規模的商業化生產模式，可能也會造成效率的低下，出工不出力，所以，家庭農場和農業合作社將是未來的主要方式。
在楊團的實踐中，東亞模式遭遇了水土不服的尷尬。由于土地歸集體所有，但在包干到戶、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中，土地實際分到了個人手里，這就涉及到利益分配的問題！八晕覀兂闪⒌霓r業合作社實際上是共有體而不是共同體，就是個體的集合！睏顖F對《中國慈善家》說。
楊團舉了個例子，在新成立的一個農業合作社中，對幾個村的資產進行了盤點，經營性資產、資源性資產，再加上非經營性資產，共6億多元人民幣。這實際上是集體資產，但按照按份共有的理論，就要將這6億元資產以股份分紅的形式全部分給個人——這就帶來新的問題，股份是可以轉讓和繼承的，即使離開村莊，不在集體，依然可以不勞而獲。
而日韓臺農協則是在私人財產基礎上將集體建立起來，是真正的共有體，不存在分配的問題，這也就讓農協具有了經營性和可持續性。在不同的體制下，全盤照搬日韓臺模式顯然不現實，在楊團的暢想中，中國式新農協是鄉村基層組織的一種再造，它不是著力經濟成長，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是著力培育社會組織、社會機制、社區機制，重點是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因此，研究組提出，要以綜合農協的服務規；娣N植的規；，在種植以外的其他經營方面，比如流通、金融、技術傳播等，取得規模效應。
實際操作依然不樂觀。2008年，楊團和研究組嘗試在湖北省建始縣建立綜合性服務的農民合作組織，卻在資金問題上遭遇尷尬——當地政府沒有把新農協的工作經費納入自己的支持范圍，就靠研究組從社會籌款。資金困難的時候，研究組成員甚至用自己的工資、課題費來維持項目。
“涉農社會組織的強項是熱情、同情、同理心，社工手法，找項目資源。但是弱項是不懂‘三農’，無法長期扎根，加上資源匱乏，只能依賴籌款做項目生存！睏顖F表示，項目方式制約了組織按照自己的選擇去滿足農村和農民需求，項目完結就只能撤退。
汪三貴認為，按照中國目前的制度體系，應主要發展以經濟為主的專業合作社，而非綜合性的農業合作社！昂献魃缗c集體經濟是兩個概念，集體經濟可以采取合作社的經營方式，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主題，集體經濟的核心是收益集體共享！蓖羧F進一步解釋說，假如在村里發展集體經濟，賺的錢要么全體村民分紅，要么用來做村里的公益事業，比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但具體如何賺錢，可以由合作社來經營，也可以承包給企業經營。
相比楊團和溫鐵軍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的鄉村建設實驗顯得“小而美”。2015年，李小云在云南勐臘河邊村開始做整村的開放性實踐。按照他的初衷，只是想找到一個理論實踐對接的平臺，在實踐中豐富自己的想法。
這次實踐，用李小云的話說，“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專業”，喜歡藝術的他在村里幫農民建房子，他來設計，農民自己建設，沒有建筑師，沒有圖，沒有建筑公司。李小云給《中國慈善家》展示自己手繪的房子，線條流暢，畫風細膩，一座古樸的小樓躍然紙上。
“我來到這個村莊，并非一定要去做鄉建，和晏陽初先生鄉村建設的偉大理念，以及國內很多專家的鄉村建設實踐的差距還是很大的，他們具有很高的建設鄉村的目標，我沒有！崩钚≡铺寡，河邊村項目更多是出于興趣，也正因為如此，他并不希望資本過多介入，建設資金主要來自于當地政府。
1994年，李小云將“參與式發展”理念引入國內，結合中國實際創造了“參與式扶貧”模式，提出農民是農村發展的主體，如何消除貧困更應該尊重農民的意見。以多年扶貧的經驗，他思考的都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政府資源。比如，給農民蓋房子，能不能把房子蓋得好一點、住得更舒服一些，同時能把傳統保留下來。但是，河邊村項目不同于一般的扶貧，李小云更希望能幫助村里找到一項產業，以產業來留住村里的年輕人。于是，他將“瑤族媽媽客房”嵌入到農居里，農民蓋房的同時，還可以掙錢。
在李小云看來，只有產業才能夠把人才留住，把資本黏住，這樣的產業是一種新業態，并非中國的所有鄉村都可以做，“鄉村振興需要不同類型的模式，這些是驅動型的模式！睘榇，他成立了旅游公司，邀請在外工作的年輕人回村管理公司。據他透露，去年盈利150多萬元，平均每戶盈利4萬多元。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辦事處。 鄉村憧憬按照中共十九大報告，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被凝練成20個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和脫貧攻堅目標比起來，這一目標比較抽象。而在長達30年的目標期內，如何實現鄉村振興的可持續性，顯然是更復雜的命題。
按照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和“十四五”規劃給出的路徑，其中兩個關鍵詞值得關注， “現代化”和“城鎮化”。
在“現代化”目標中，“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將同步推進！皬纳鐣l展的規律來看，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然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畢竟第一產業是不可能支撐一個國家高收入和高發展程度的！痹谕羧F看來，經濟邏輯決定了第一產業在任何發達國家占比都會很低，所以必須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否則就無法創造更高的收入和價值。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具有集聚效應，主要集中在城鎮。
“但是這并不否認農業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產業，只是農業的生產效率有限，要讓人生產更多的農產品，就要保證生產的收益，所以發達國家對農業采取補貼政策。這也就決定了現代化的農村不可能留那么多人！蓖羧F說。
也正因為如此，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在提到大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部分，也提出“加快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按照“十四五”規劃要求，到2025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將達到65%，到205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占到80%，也就意味著只有20%的農村人口，而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可能只有10%。
這從經濟學上不難理解——只有更多的人進入城市，農村的各項要素才能流動起來，農業現代化才能實現。但是，人都到城里去了，農村空心化的問題如何解決？沒有人的鄉村還能稱之為鄉村嗎？
“村莊里有人是第一位的。村莊里有人，而且有年輕人經營他的村莊，這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崩钚≡普J為，鄉村之所以成為鄉村，是鄉村社會關系和鄉村價值。外面的人進來，沒有社會關系，也就沒有鄉村價值的載體。這樣的鄉村，就是一個死鄉村，有人而沒有靈魂。他們只是把鄉村的空間給占了而已。鄉村的核心，是鄉村的社會關系，鄉村的人。
“鄉村振興不能讓所有的鄉村人都待在鄉村，否則它就會落后，鄉村振興是讓想待住的人都能待得住！崩钚≡票硎，沒有城市化，鄉村數量不減少，就無法振興。但是鄉村數量減少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慢慢的，留下的鄉村就能夠振興了。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將村莊分為集聚提升類村莊、城郊融合類村莊、特色保護類村莊和搬遷撤并類村莊四類。其中，對于搬遷撤并類村莊，強調“必須尊重農民意愿并經村民會議同意，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集中上樓”。
汪三貴認為，農村人口減少不代表農村不需要人，要促進城鄉人才雙向流動，引入農業技術性人才、鄉村治理型人才進村，只有這樣，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才能實現。
培養年輕人，這也是李小云在河邊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帶著他們做規劃，帶著他們修路，帶著他們鋪磚，讓他們學會用電腦管理、開發票等技能，“所以我們帶動了一批人，從村干部到年輕人、我們旅游公司的管理人員，我認為這是我們的核心”。
那么，未來的鄉村究竟是怎樣的？在汪三貴看來，城鄉之間沒有太大差距，鄉村振興才可以說得以實現。目前城鄉差距過大是主要問題，無論人均收入、生活環境，還是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農村都遠遠落后于城市，“所以鄉村振興是全面性的振興”。
而李小云對鄉村的憧憬則顯得較為浪漫，“城市人是否欣賞鄉村，或者會欣賞鄉村，我認為是鄉村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
圖片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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